刘梦彧,潘静文,黄荣怀
北京师范大学 智慧学习研究院,北京
【摘要】在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教育数字化成为国际教育变革的重要方向。该文从全球视角出发,系统梳理教育数字化的六大演进动向,包括政策变迁、基础设施普及、人工智能驱动教育范式重构、数字胜任力发展、技术治理规范以及跨区域教育共同体发展,揭示出全球教育系统正经历从理念到制度、从技术部署到生态建设的深层转型。通过对中国教育数字化的进展考察,归纳出战略规划引领、数字基座构建、教育教学模式创新、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和创新人才培养为核心的系统性布局。最后,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数字教育治理的策略,从打造数字教育公共产品、构建国际合作网络、共同推进数字教育能力发展、参与推动国际标准制定、共建数字治理规则五个维度,探讨中国数字教育走向世界的可行策略。推动中国教育数字化经验在全球层面的有效融入,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教育治理中的影响力,为全球教育可持续发展注入具有制度逻辑与实践成效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国际演进;中国布局;全球治理;教育强国
一、引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日益成为重塑全球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核心力量。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席卷全球,推动社会进入更加智能化、自动化的新时代。教育作为连接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键领域,也迎来了深层次的数字化转型。这一转型可分为“转化、转型、智慧”三个发展阶段:转化阶段,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初步实现;转型阶段,教育系统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自我革新与升级,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的教学服务;智慧阶段,教育与社会边界逐步模糊,教育理念、教学模式与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形成全新的教育生态系统[1]。在此进程中,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提升教育质量和公平的驱动力,更肩负着重塑学习方式、教学模式与教育治理的时代使命。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指出,合理运用数字革命将成为保障全民优质教育和推动教学与学习方式变革的有力工具[2]。目前,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教育转型的重要载体和方向,世界各国纷纷制定战略规划,以数字化转型作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相继提出面向未来的教育数字化战略框架,推动国际社会在价值理念、治理逻辑与实践路径等层面逐步形成广泛共识与协同行动。
中国积极响应这一全球趋势,将教育数字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核心议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3]。坚持应用导向、治理为基的基本原则,统筹推进教育系统的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构建横纵贯通、协同高效的数字教育体系。这一战略部署不仅是对全球教育数字化发展浪潮的积极回应,更体现出中国在实践层面推进教育变革、探索自主发展模式的努力。当前,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进入2025年关键部署阶段,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4],贯彻落实国家教育决策部署,纵深推进战略布局,开启我国教育数字化发展新阶段。值此重要历史节点,有必要深入解读代表性国际组织关于教育数字化发展的阐述,系统梳理教育数字化的国际演进动向,对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进展进行考察,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数字化治理的融合空间与可行策略,为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数字教育方案提供理论参考与建议。
二、教育数字化的国际演进动向
人类在应对每一轮科技革命时,往往通过改善教育作为回应[5]。回顾历史,教育转型总是在特定时代的重大需求下发生,其本质是教育系统为适应教育目的、环境和影响要素的变化而作出的系统性改变,也是社会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6]。当前,全球正处于从信息时代向智能时代的演进阶段,教育数字化作为教育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推动全球教育系统从理念倡导和政策倡议,逐步迈向系统部署与机制构建。越来越多国家将教育数字化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优先事项,强调数字技术在重塑教育体系结构中的关键作用。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持续介入教育系统运行的关键环节,推动教育与科技形成“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全领域”的融合新格局[7]。国际社会的多元利益相关方正通过协商、合作以及博弈等机制,共同参与全球教育发展议程的推进[8]。尽管各国因使命定位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立场不一,但在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关键领域,包括政策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范式重构、关键能力发展、智能技术治理以及教育共同体构建等方面,已逐步显现出趋同的理念与行动取向,这些领域不仅展现出全球教育改革的重点方向,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发展诉求。为深入理解当前国际社会教育数字化的整体发展逻辑,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演进趋势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
(一)从短期应急到长期战略:全球教育数字化政策变迁
教育数字化进入国家决策体系与战略政策议程的根本动力之一,源于全球公共危机所打开的议程窗口。根据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政策变迁往往并非线性展开,而是在问题流、政策流以及政治流三者汇合的关键时刻被“聚焦事件”所触发与推动[9]。新冠肺炎疫情正是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聚焦事件”,它将教育系统暴露的结构性问题置于公共议程中。数字技术作为应急响应手段快速介入教育实践,在线平台与远程教学临时性地被用于支撑教学连续性,但也暴露出教育系统中基础设施短板、师生数字能力不足以及资源配置不均等深层问题。这一危机促使政策制定者意识到,教育数字化不应仅仅作为“技术方案”,而应成为重塑教育韧性、实现公平与质量并进的长期战略支点。在问题流充分显现的基础上,国际组织迅速推动政策方案的系统化建构。2021年教科文组织发布《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报告,提出要批判性接纳数字技术,并强调将其嵌入新的社会契约框架中,服务于教育的公共性与包容性目标[10]。2022年,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将“数字学习和转型”作为五大行动路径之一,提出技术应用必须成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组成部分,而非孤立手段[11]。在国际社会趋同的理念牵引下,各国政府纷纷响应,将教育数字化从阶段性的替代方案升级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如表1所示。世界典型国家的教育数字化战略不仅展现出教育数字化由应急机制走向制度嵌入的趋势,更表明数字技术已成为各国重新设计教育系统架构与治理模式的关键变量。
(二)从试点到覆盖:数字基础设施的差异化普及
教育数字化的推进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支撑。当前,多数国家的数字教育政策已逐步从局部试点迈向整体覆盖,聚焦于提升网络覆盖率、终端设备可用性和资源接入水平,但呈现出“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应用”[12]的倾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仅关注数字接入鸿沟难以有效弥合教育差距,关键在于资源的高质量使用与教育系统能力建设[13]。随着教育数字化从早期的探索推进到更高层次的体系化建设,基础设施发展也呈现出“由接入转向赋能”的转型趋势,促使各国在技术部署路径上不断调整,不再采取单一的普及策略,而是充分考虑国家发展阶段、地理特征、技术水平等现实条件,推动差异化、分层化的建设布局,以增强资源配置的适应性与效能性,避免结构性偏倚[14]。在高宽带、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国家,更多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与大数据分析手段建设高度智能化的数字学习空间;而在发展中国家或偏远地区,则更重视技术的适配性、低成本与可持续运行能力。例如,世界银行为提出在低宽带区域推广离线内容、压缩课程与低成本硬件等策略,探索构建可脱网运行、低负荷适配的数字学习环境[15]。差异化策略的推进,体现出基础设施供给的精准化方向,也构成了从试点探索走向广泛普及的重要机制支撑。
基础设施功能也正从“接入支撑”拓展为“生态承载”。多个国家正在建设统一的教育平台、数据体系与身份认证系统,为教育治理、教学组织和学习过程提供基础能力支撑,形成教育系统的数字基座。以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公共数字学习门户为代表,推动平台集成和数据共享的数字生态系统建设,促进国家级平台的一体化联动。还有爱尔兰高等教育部门创办的National Resource Hub,采用数字技术为爱尔兰的全体教育参与者提供灵活的教育体验,培养高等教育机构的开放文化和循证实践;印度政府的DIKSHA平台面向印度全体教师、学生及家长,通过利用技术和创新来改变教育的提供方式以构建数字学习生态系统[16]。总体而言,全球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正从单一“量的覆盖”迈向“质的升级”,呈现出普及性与支撑性并重的协同发展态势。
(三)从辅助到重构:人工智能驱动教育范式重构
人工智能作为当前教育数字化进程中最具系统性与颠覆性的技术力量,正在深刻重塑教育教学范式与教育系统的运行结构。其介入教育领域的方式,已从最初作为教学工具的辅助性角色,逐步演化为嵌入教育理念、制度机制与组织结构的关键性驱动因素。人工智能不仅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学习评价等层面引发变革,更在教育治理模式和育人理念上推动深层次调整。“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以证据为基础”的教学实践,以及“人机协同”为特征的教学关系,正在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一方面,“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正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在多国实践中加速落地。全球多个国家引入以学习行为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学习路径推荐系统、智能学习平台与适应性评估工具,以提升教学内容与学生学习节奏的匹配度。教科文组织在《人工智能与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中梳理了全球AI教育政策制定趋势,展现出多数国家已经将个性化学习与过程反馈能力作为AI系统设计的核心逻辑[17]。“OECD教育2030框架”也明确将学生主动性与学习者画像机制视为构建未来教育的重要支点。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促进循证导向的教学实践,以可解释性证据基准来践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英国教育捐赠基金会提出“Evidence into Practice”项目[18],倡导将教育研究证据转化为教学实践的理念和方法,致力于通过提供基于证据的资源,支持教师和教育领导者改进教学实践,提升学生学习成果。在此基础上,人机协同的教学结构正逐步成为国际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创新方向。已有国家推动“AI+教师”双主体教学机制,尝试通过智能助教、个性化作业推送系统和学习过程引导工具,在课堂场景中实现任务分担与角色协作。英国在《教育技术战略》中提出构建“AI嵌入式教学环境”[19],新加坡则鼓励教师担任起学习促进者角色[20],尝试人机协同课堂教学模式,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从课程内容、学习资源、教学过程等方面进行数据采集、分析与应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也指出,可信任的人机协同教学模式已成为多数中高收入国家数字教育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1]。
(四)从应用到素养:师生数字胜任力的系统化发展
在教育数字化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师生的数字能力正经历从技术工具的操作应用向作为核心素养的系统建构转变。“从应用到素养”的发展,反映出全球教育系统对教师与学生能力重塑的要求。数字胜任力不再被视为一项附加技能,而是成为支撑教育系统转型的基础性素养。同时,校长、教育行政官员等关键岗位的数字领导力也被纳入全球教育政策框架,实现从个体能力提升向制度机制嵌入的转变。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只有将数字胜任力与领导力作为教育变革的“内在变量”,才能构建起数字技术赋能教育转型的可持续支撑体系。
在教师层面,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将数字能力建设纳入国家教育战略或教师专业标准体系。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师信息与通信技术能力框架》详细描述了教师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有效教学应具备的能力,鼓励教师将信息技术融入课堂,以打破传统说教性质的教学法。欧盟发布的《欧洲教育者数字能力框架》[22]则构建了覆盖专业发展、数字资源、教与学、教育评价、赋权学习者、促进学习者的数字胜任力六大领域的能力模型,为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者提供评估与发展其数字能力的标准路径。在学生层面,数字素养已日益成为课程标准与教育评估的重要组成。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提出,应从信息识别、技术操作、批判性思维与社会责任意识等多维度系统性培养学生的数字能力[23]。经合组织发布的《学生数字素养报告》显示,超过60%的成员国家已在基础教育阶段设立学生数字技术能力标准,并普遍采用跨学科整合与分层推进相结合的方式予以落实[24]。部分国家(如芬兰、澳大利亚)还推行“全学段渗透”式培养策略,将编程、数据素养、算法思维等内容从小学阶段纳入课程体系,以系统塑造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数字能力。在教育管理层面,数字领导力已被视为支撑教育系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能力资源。教科文组织在其《教育数字化转型六大支柱》和《2024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中指出,“协调与领导力”是系统性推进教育数字化不可或缺的机制性支撑,领导者应在设定期望、专注学习、促进协作、培养人才等关键领域提升数字领导能力[25]。英国、爱尔兰、新加坡等国家已设立面向校长和中层管理人员的数字领导力证书或认证项目,推动其从理念倡导走向实践培训,并逐步纳入教育人力资源培养体系,强化在治理层面对数字技术的引领与协调能力。
(五)从警示到规制:数字技术治理规范化与可信性构建
随着教育系统对数字技术的依赖持续深化,由算法决策不透明、数据滥用、责任边界模糊等问题引发的技术伦理警示不断浮现,数据使用、算法公平、隐私保护等议题逐步成为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焦点。数字技术与规则制度之间长期存在典型的异步性,教育领域的技术治理机制一度呈现出“被动补缺、规则滞后、权责不清”等特征。当前,这一治理逻辑正发生根本转变:从对风险的被动响应,迈向制度性的前置规制。全球范围内,教育数字化战略逐渐将技术治理纳入体系性设计,推动形成可追责、可预期、可监督的系统性治理框架。
这一治理逻辑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全球层面的共识性规范中。教科文组织《北京共识》提出,要确保教育数据和算法使用合乎伦理、透明且可审核,并采用新兴人工智能技术和工具,确保教师和学习者隐私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202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数字契约》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安全、算法使用边界的制度性要求,提出全球数字治理应覆盖技术全生命周期,遵循“负责任、透明、可问责和以人为中心”的治理原则,实行人类的有效监督[26]。在国家层面,多个国家正在将技术的可信性原则制度化,并以治理手段确保其落地。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颁布或提出了数据保护与隐私法案,通过立法或指南将用户授权、算法可解释和数据知情权等纳入教育系统治理框架。例如,欧盟陆续颁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据保护执法指令》《隐私与电子通信指令》等重要法规,系统规范教育数据的采集、共享、流通与问责流程,构建起清晰的权责边界与行为约束;美国修订《学生权益保护法》,明确用户的数据监督权与平台问责机制,建立了教育数据风险预警与权益反馈机制;英国则更新《面向教育机构的数据保护指南》,推动教育机构履行合规自审、合法授权与风险控制等义务。综上可见,全球教育数字化治理正从风险响应走向结构构建,从技术使用走向信任生成。制度嵌入正在推动教育系统治理逻辑由工具规制转向可信性保障,成为全球数字教育发展中的基础性趋势。
(六)从交流到协同:跨区域数字教育共同体构建与发展
随着教育数字化进程日益全球化,跨区域协作成为推动数字教育普惠共享与质量提升的关键路径。《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确立为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构建包容、公平、有效的国际合作架构。相较于以往侧重经验交流与理念互鉴的合作范式,近年来全球数字教育协作正逐步从信息互联走向共同体的构建,构建起由国际组织主导、多国参与、共治共享的新型数字教育共同体。这类合作不仅聚焦于资源互通,更强调规则协同与标准共建,呈现出平台化、联盟化与治理导向的机制创新趋势。
全球性平台与多边教育合作机制不断兴起,为跨国数字教育治理提供了基础设施与制度支持。教科文组织牵头设立的“全球教育联盟(Global Education Coalition)”吸纳了全球百余个政府、私营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成员,致力于促进教育资源的跨境流动、数字内容的共建共享与弱势国家的能力支持。世界银行与经合组织也分别推动建立了区域性教育技术合作机制,通过出版政策工具报告、发布国家案例库等方式,促使成员国在技术部署、资源平台建设与能力框架设计等层面形成互动网络。与此同时,多个国家也在积极通过平台建设、标准协同与政策对接等方式,参与到跨国数字教育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例如,芬兰通过“非洲区域教师倡议”推动与非洲国家在教师培训、教育平台与资源互通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构建以教师发展为核心的共建机制[27];东盟成员国推动数字教育成果互认机制,建立区域通用标准,助力形成东南亚教育共同市场[28]。此外,数字教育共同体的构建也成为弥合全球南北教育数字鸿沟的重要路径。一方面,国际组织与大型技术企业加强了对低收入国家数字基础设施、教师能力建设与教学资源开发的支持;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主动融入全球开放教育资源体系,通过共同制定国际化标准参与全球数字教育治理。总体来看,数字教育共同体的跨区域机制正在经历从松散协作向深度共建的结构性升级,呈现出目标趋同、机制结构化以及参与主体扩展等趋势。这一演进有助于提升教育数字化治理的国际协调能力,也为全球教育公平提供了制度基础与行动平台。
三、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展考察
在全球教育数字化趋势持续演进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正将教育数字化系统性地嵌入国家战略布局之中。《纲要》明确将“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列为教育强国建设重要支撑工程。与国际社会提出的“以人为本”“系统协同”等理念相呼应,我国在教育数字化实践中展现出更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逐步构建起统筹规划、资源整合与机制嵌入为核心的协同发展格局。整体来看,我国教育数字化的系统性布局可归纳为五个相互支撑的关键维度:以战略规划明确转型的方向与愿景;以教育新基建构筑数字基座;以教育教学模式创新构建未来学习生态;以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拓展教育边界;以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升加强人才供给。这一逻辑链条体现出教育系统内部的功能分化与任务分工,也反映出在政策牵引下我国教育数字化发展向制度化、体系化迈进的总体特征。
(一)以前瞻性战略规划明确转型方向与愿景
在我国教育数字化发展过程中,战略性顶层设计始终发挥着方向引领和系统统筹的核心作用。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战略定位,彰显出我国在新阶段以大格局、大视野谋发展、开新局的前瞻性判断。从历史进程来看,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为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如图1所示)。在教育信息化1.0阶段以“教学环境变革”为主要特征,通过“校校通”“班班通”等重点工程,着力解决信息化基础设施“有没有”的问题,推动网络接入、设备配备和资源配置的基本普及,形成以基础设施部署、校园信息装备和初步应用能力建设为主的技术支撑体系,呈现出教育信息化的量变积累。在此基础上,进入教育信息化2.0阶段,国家以《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为战略抓手,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强调“好不好”的质量导向,突出融合创新、系统应用和能力提升,逐步实现从技术支撑向教育变革的跃迁。此阶段教育信息化逐渐由外延扩展转向内涵发展,为教育数字化积累了路径经验与模式探索。自2022年起,我国全面迈入教育数字化转型阶段。面对全球教育加速变革趋势,国家主动应变、抢占先机,以数字技术重构教育生态,推动教育治理方式、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的系统性变革,为有效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自开展教育数字化国家战略行动以来,国家强调统筹规划与整体布局,围绕“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建设,已形成以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为“四横”,以德、智、体、美、劳为“五纵”的资源服务新格局[29],建成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家级数字教育资源库。在规范引导层面,国家同步出台多项行业标准与管理规范,涵盖平台架构、数据治理、终端设备、网络安全、用户体验等关键领域,推动教育数字化实现从试验探索向标准引领转变。同时,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高度重视“由点及面、以点带面”的战略节奏。通过典型试点、示范引领与分区推进,逐步实现从区域突破到全国联通的整体跃迁。数字化的目标不仅在于构建局部亮点,更在于通过国家级统筹与机制设计,建构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教育数字生态系统。
(二)以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筑数字基座
教育新基建是数字时代教育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有力支撑。2021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教育数字化正式进入以“新基建”为核心的系统布局阶段。该文件明确指出,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应围绕信息网络、平台系统、数字资源、智慧校园、可信安全等关键领域展开,构建全面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基座。
从顶层设计来看,教育新基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强化信息化主导地位,强调软硬融合、一体推进。“新网络、新平台、新资源、新校园、新应用、新安全”的“六个新”方向,形成了涵盖物理设施、数据系统与服务机制的立体化建设路径。这一体系不仅包括网络接入、智能终端等传统硬件条件,更涵盖数据平台、教育资源、应用工具等软性支撑要素,体现出从“环境建设”到“服务支撑”的转型升级。同时,我国教育新基建强调“需求导向”与“用户思维”。在遵循教育规律与人才成长逻辑基础上,系统推进平台标准、网络环境、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的优化升级,推动教育大数据中心建设和新一代网络技术在各类学校的部署落地,探索建设云端学校、智造空间、未来学习中心,确保建设成果能够真正服务于教学、管理与治理全过程。新基建的推进路径不仅注重夯实基础,更关注补短板、强弱项,体现出“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的实践智慧。教育新基建不只是设施建设的技术项目,其所塑造的数字能力底座,正在成为推动我国教育资源高效配置、教学模式持续创新与治理体系智能升级的战略支撑力量。
(三)以教育教学模式创新构建未来学习生态
在教育数字化全面推进的背景下,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日益成为数字技术赋能的关键落点。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从“教什么”“怎么教”“教给谁”到“如何评价”,教育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教学正由传统的“师-生”二元结构向“师-生-机”三元结构过渡,引发教师角色、知识权威地位和教学设计范式的变化,也推动教育理念、教学实践与课堂组织形态的系统性变革。人机协同教学已经成为未来教育实践形态的重要发展方向。面对由技术驱动的教育教学深层次变革,国家在战略层面作出积极回应,《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30]。《纲要》进一步强调“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探索数字赋能大规模因材施教、创新性教学的有效途径,主动适应学习方式变革”。
教育教学模式的系统重构不仅是理念变革的自然延伸,也对教育治理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学校与教师群体正逐步围绕“人机协同”教学以及“教-学-评”一体化等核心方向开展探索与实践,力求在数字技术支持下推进教育教学范式的创新变革,构建适应未来学习的新型教学生态。在具体实践层面,上海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积极探索教学范式变革路径。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虚拟仿真教学空间和数字化学习环境,助力教师教研能力提升,也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发展支持与良好成长环境,上海已建成30所赋能示范校和200余所信息化应用标杆培育校,形成典型示范效应[31]。要实现教育教学模式的深层变革,还需推动评价体系的同步重构。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教与学全过程进行跟踪与监测,有效突破以分数为主的单一评价模式,转向更加注重多维度、过程性与发展性的智能化评价。通过普及教育质量监测系统和智能化评价工具,鼓励学生、教师、家长等多元主体参与到教育评价全过程中,推动形成反馈充分、互动良性、主体协同的评价生态。
(四)以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教育边界
建设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是教育数字化转型面向未来的重要方向。《纲要》将“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作为重点任务,明确提出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以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覆盖全民、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致力于通过数字化平台打破传统教育边界,为不同群体提供更为广泛的学习机会。数字化学习公共服务作为一种由公共部门提供并面向不同地域大规模学习者的数字化、包容性和高质量的学习支持服务,涵盖了多样态的数字学习资源供给、多元化的数字学习空间融通以及多维度的数字技术应用支持等[32],为教育资源的普及与均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
为推动落实这一关键任务,国家在顶层制度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学习型社会建设推进工程实施方案》《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等,系统部署学习型城市、县域社区学习中心、学历继续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改革等重点任务[33],逐步明确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路径。在区域层面,全国学习型城市网络持续扩容,北京等80个城市于2024年正式纳入首批成员单位[34],依托数字技术构建城市级终身学习平台,夯实全民学习的数字基础,推动形成区域联动、城乡融合的学习型社会格局[35]。从平台资源建设方面,国家开放大学终身教育平台逐步整合在线课程、优质微课与电子阅读内容等丰富资源,建设开放性、普惠性、多样化的数字学习空间。截至2023年底,终身教育平台已上线超100万个课程与资源,覆盖超过3600万人次学习者[36]。总体来看,我国正通过制度体系、技术支撑与公共服务的协同推进,逐步构建起多元供给、跨域融合、全民覆盖的终身学习生态体系,为教育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长期动力。
(五)以师生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升加强创新人才供给
在教育数字化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智能时代创新人才培养正成为驱动教育系统转型和支撑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任务。创新人才应具备数字胜任力、领导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养,能够适应并引领未来高科技产业和智能社会发展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着力点与价值导向,也是支撑其可持续推进的内生动能。数字技术赋能有助于催生“新质教育生产力”,为智能时代的教育创新注入“新动能”。教育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相辅相成,而高水平科教体系则是后者的重要基础,创新人才的战略性供给则是核心变量。
从学生发展层面看,数字能力提升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2021年,国家发布《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明确指出,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37]。《纲要》指出要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面向中小学生实施科学素养培育“沃土计划”;面向具有创新潜质的高中学生实施“脱颖计划”等。近年来,国家持续推动将数字素养、计算思维与创新能力等要素嵌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鼓励地方开展编程教育、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和跨学科课程融合教学等多样化实践探索。同时,将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方法及实践要求纳入一至十二年级全学段的信息科技(信息技术)课程标准,基本构建与国际接轨的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政策、课程与数字资源体系。在此基础上,教育部遴选百余所基础条件较好的学校作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积极总结与推广其典型经验、课例和资源,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教育朝着规模化普及、常态化实施、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迈进。此外,《意见》中也强调要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超前布局数字领域学科专业,统筹推进大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一体化,建设“通用+特色”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推动人才培养。
面向教师群体,教育部在103个地市、区县和高校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聚焦教师智能素养提升等主攻方向,全面推进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38]。教育部发布《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明确了涵盖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的五维能力框架[39]。全面提升数字化领导力已成为2025年教育部部署的教育工作重点任务,要求抓好系统培训和领导力培训,旨在进一步加强教师群体的数字能力,推动其在教育转型中的关键支撑作用。此外,国家网信办发布《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调查报告(2024)》显示,60.61%的成年人和64.69%的未成年人具备初级及以上数字素养与技能;同时,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首次标识97个数字职业,加快数字技术类国家职业标准开发[40],以此扩大数字人才培养规模,增强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力。总体来看,我国正通过系统推进学生关键能力培养与教师专业能力建设,逐步构建起层次清晰、结构合理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以回应未来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与创新型人才的现实需求,也为教育数字化战略转型提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与实践基础。
四、中国参与全球数字教育治理的可行策略
随着教育数字化在全球范围的持续深化,国际社会对理念对话、标准共建与机制协同的需求不断上升。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教育数字化的实践经验逐步展现出超越本土的适用价值,需探讨其与国际理念体系的兼容性与协同路径。作为全球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中国不仅是教育数字化战略的积极推动者,也正在成为全球教育数字治理的重要参与方。从经验贡献到制度共建,从国际交流平台建设到标准对话,探索中国经验融入全球框架的可行策略,既是推动全球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现实需求,也是构建共建共享的数字教育共同体的关键一环。
(一)打造教育公共产品提升国家数字教育影响力
在全球教育治理日益注重共享发展与多边合作的背景下,打造全球教育公共产品已成为各国提升教育影响力与拓展合作网络的重要途径。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中国正积极将已有的丰富教育资源积累和实践经验转化为可共享、可传播以及可借鉴的全球教育公共产品,展现中国教育智慧。响应“联合国公共数字门户倡议”和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愿景声明,中国发布并上线了国际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际版,平台以“数字教育惠及所有学习者”为愿景,遵循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的“3C”理念,坚持应用为王,聚焦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的“3I”方向,广泛汇集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打造学习新空间,提供公益性学习服务,满足学习者全面个性化发展需求。与此同时,还应主动规划和建设高质量中国教育公共产品,打造国际品牌,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走出去,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国际版、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全球智慧教育大会、数字教育国际学术期刊、国际数字教育案例汇编等为支点,打造联通国际政策对话、资源合作与经验传播的多元教育公共产品体系,持续提升中国数字教育模式的国际可见度和认同度。
(二)构建国际合作网络推动全球教育资源开放共享
在数字教育日益呈现跨境融合趋势的当下,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是全球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中国教育数字化融入国际体系的关键路径。当前,全球教育资源仍存在分布不均、格式不兼容、接口标准不一、语言文化差异等问题,制约了资源在不同国家和平台之间的有效流通。中国在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开放式教育资源的建议书》框架下,成功建成覆盖各级各类教育,有效支撑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学校管理、教育研究和国际交流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41],积累了体系化、多层级的大体量资源,具备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资源开放共享的现实基础。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充分依托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中国—东盟数字教育联盟等多边合作交流平台,持续推动慕课出海、资源出海,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自动生成高质量课件,提升教育内容的生产与传播效率,为全球学习者提供广泛且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时,加快推进学历认证与学分互通机制建立,将有助于教育资源的跨境流动和学生跨国学习,进一步推动全球教育合作网络的高效协同。此外,中国应充分发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国际版的辐射作用,以课程资源、教学工具、学习数据等为核心,构建一个“可共享、可接入、可再利用”的开放教育资源体系。通过打造促进中外教育资源互通的桥梁机制,推动中国教育资源从“可用”走向“共用”,加快实现全球教育数字生态的深度融合,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教育数字资源合作网络。
(三)共同推进数字教育能力建设促进全球教育发展
在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中,能力建设始终被视为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的关键支撑。中国在该领域积极推动全球合作,面向不同群体采取了多维度的能力建设路径,力求实现教育资源和技能的全球共享。面向教师群体,教育部牵头成立了全球教师发展学院,突破以往教师国际交流项目分散、碎片化的局限,整合各大高校的国际交流项目与教师培训资源,推动教师国际交流的规模化与系统化开展,提升教师群体的全球视野与数字教学能力。面向校长等教育领导者,开展了东南亚国家职业教育校长工作坊,聚焦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创新发展,深入探讨数字与绿色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农村人口技能提升与重塑等议题[42],推动教育领导者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领导力提升。面向学生的能力建设,中国实施了三期援非信托基金项目,惠及众多非洲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43],为当地的教育和职业发展提供了实质性支持。同时,中国还资助并为教科文组织设立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提供条件,拓宽国际合作渠道,服务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STEM教育;面向边缘人群,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了女童与妇女教育奖[44],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引领作用,展示了其在全球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方面的责任与贡献。
(四)参与推动国际标准制定形成全球规则共识
规则体系的制定与话语权的争取是各国博弈的焦点领域,教育标准作为国际教育治理的重要基石,既是衡量教育质量的参照体系,也是全球教育合作与资源互通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教育标准可划分为三个主要体系:首先是技术标准体系,其具有显著的基础性、通用性与先导性特征,涵盖平台架构、访问入口、信息安全、数据交换、知识图谱,以及知识产权管理等关键领域;其次是质量标准体系,直接衡量数字教育应用的价值、效率与效益,包括数字教材、在线课程、学习交互、评估体系、项目评价及质量管理等内容;最后是服务标准体系,关注学习环境、技术服务、学习支持、内容确权、知识付费以及培训认证等方面的标准化[45]。为更深层次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推动中国经验的国际转化,关键在于加强规则层面的标准表达与输出。可以推动国内制度性成果的规范化、模型化与通用化,如国家围绕平台、数据、资源、素养四个方面已经发布的系列标准《智慧教育平台 基本功能要求》《教育基础数据》《数字教育资源基础分类代码》和《教师数字素养》等。此外,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主导的标准化制定活动也是关键路径,深入参与师生胜任力、资源认证、数据治理等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研讨与制定,并借助国际框架对标中国经验,增强其对外解释力和适配性,进一步提升“中国方案”在国际标准体系中的兼容度和可移植性,助力实现制度理念的国际嵌入与规则共建。
(五)共建数字治理规则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
构建完善的数字治理规则是确保各方利益共享和数据安全的基础。随着数据跨境流动日益频繁和多方参与的增加,传统的治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新时代的需求。因此,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建立更加统一、透明和可信的数字治理协定与治理体系。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积极发挥作用,通过一系列倡议和宣言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制定与完善。例如,2019年发布的《北京共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2030年教育议程提供指导和建议的文件,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数字教育治理中的引领地位。紧接着,2023年发布的《数字教育北京合作倡议》进一步倡导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和交流,推动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资源共享、融合应用、能力建设以及合作机制等方面的务实合作。2024年,《数字教育合作上海倡议》则呼吁各国依托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和联盟机制,加强政策对话、案例交流和信息共享,推动数字教育的公平性,确保教育资源惠及全球每个学习者。然而,全球数字治理仍然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挑战,尤其是数字治理规则的不统一、碎片化以及跨国数据流动中的隐私和安全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未来的数字治理应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制定全球可互操作性的网络空间规则和标准,推动构建多元参与、公正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此外,应明确数据使用的边界,确立平台责任机制,确保教育数据在不同国家和平台间的可信共享;同时,保护线上人权并制定针对歧视和误导性内容的问责标准等,是确保数字技术发展不偏离公平与正义的关键。通过共同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各国可以携手应对未来数字化发展带来的挑战,推动全球数字经济的可持续与公平发展。
五、结语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全球教育转型浪潮交汇的时代背景下,教育数字化已成为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跃升、重塑国家竞争力格局的重要引擎。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全球教育数字化的六大演进动向,揭示出全球教育数字化正在从理念更新向制度重构、从技术部署向教育数字生态建设的转型逻辑。面对这一趋势,中国教育数字化战略强调系统谋划与整体推进,初步构建起以政策规划引领、新型基础设施支撑、教育教学模式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为支点的结构性布局,展现出顶层制度设计与教育实践落地的双重进展。然而,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未来,注定不局限于体系中的自我优化,而是嵌入全球合作网络中的协同演进。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应主动在国际教育治理结构中开拓发展空间与话语权边界,通过打造公共产品、推动资源共享、共同推进能力建设、参与标准制定、共建治理规则等,实现中国经验与全球趋势的深度对接与良性互动,推动“中国方案”嵌入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中。面对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新阶段,应构建时代所需的新标准,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路径,以更加开放、包容、协同的姿态,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与面向未来的全球教育共同体贡献力量。
本文发表于《中国电化教育》2025年第6期,参考文献已省略,如需要参考请阅读原文。
引用请注明以下信息:刘梦彧,潘静文,黄荣怀.中国参与全球数字教育治理的策略分析——基于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展考察[J].中国电化教育,2025,(6):18-27.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依托联合国公共数字学习门户建设参与全球数字教育治理及公共服务研究”(项目编号:23JZDW12)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梦彧: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智慧教育、教育数字化。
潘静文: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智慧教育、教育数字化领导力。
黄荣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智慧教育、智慧学习环境、教育信息化。
原文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6WbqZcVy3rhoElG3cGu3TGBg2uWKwJMhO4GjCmsVpxumYsNnpZtVhK_MW36KEX9a5vcFzYQRetTiqBNEt6o8G6ttM0T7vCtKK_WyPGqpYDahrC0xvGgkKBm3mwssRf1pja9vITFOVzFfG9i3c-IOv-OsURMbISBM&uniplatform=NZKPT&sessionid=&captchaId=0cfb6024-2696-42aa-8fd6-f97abebcf47f